散了早朝，杜睿卻還不能回府，在太極殿上的早朝雖然隆重，可是嚴格說起來，不過就是走個形式，真正的要事，是要移到尚書臺去料理的。

尚書臺在經過杜睿改制之後，儼然已經成了大唐的權利中樞機構，這段時間事無巨細，杜睿都是在尚書臺與諸部大臣商議處理的。

尚書臺內，杜睿高坐其上，下邊依次是尚書左仆射來濟，尚書右仆射杜正倫，中書令閻立本，門下侍中岑長倩等三省執宰，以及吏部尚書李獻寶，戶部尚書高智周，禮部尚書李璟恒，兵部尚書劉仁軌，刑部尚書杜癢盛，工部尚書張言碩，總參謀部尚書王玄策等七部尚書，各人分案而坐。

有資格參加這種高級別會議的，整個大唐也就十來人，乍一看，寬大的尚書臺裏顯得有點兒空蕩。

但能坐在這裏的人物，誰不是跺跺腳便能讓長安城顫三顫？細細感覺之下，就會發現，他們身上那種強大的氣場把尚書臺充塞得擁堵不堪，那些侍候茶水、傳遞文牘、等待招呼的吏屬一個個大氣不敢出，走起路來攝手攝腳的，生怕打擾了這些大人物的思緒。

總體而言，現在的三省執宰、七部尚書的平均年齡不大，除了閻立本，劉仁軌，王玄策這三位貞觀朝的老臣外，杜睿不過四十來歲，其餘的諸如杜癢盛，李獻寶等人都是剛剛年過而立，就政治方面而言，這樣的年齡或許欠缺了幾分穩重，但是在杜睿看來，處在這個年紀的人正是最佳年齡，他們更加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而且杜睿教導出來的弟子，又能得了杜睿青睞，哪個差得了，一個個都是足夠成熟而又不失沖勁。

尚書臺，如今也要變換一下稱謂了，杜睿仿照明朝，建立起來的內閣，已經基本上取代了此前的行政中樞。

歷史上內閣制度的誕生，也是經過了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從明太祖朱元璋削相權開始，到明成祖朱棣的時候，內閣制度才正式建立起來。

朱棣雖有朱元璋一樣獨攬大權的野心和實力，但一次又一次的遠征讓他不能真正意義上地總攬政事，想象一下從京師到漠北運送文書的荒謬，於是一個幫助皇帝的”助手“機構一一內閣就應運而生了。

內閣在最初的時候只是秘書性質的機構，但很快到宣德時期權力開始上升，雖有正統末年的反覆，到成化、弘治之際，內閣在已經成為足以對抗皇權的文官政府代表。

正德荒嬉好戰不亞於隋煬，卻因為有楊廷和等閣老撐著未成大亂，經過嘉靖、隆慶的發展，萬歷早期應該是內閣權力極盛的時期，張居正改革讓內閣成為政府運轉的中樞，他的實際上已經接近於後世首相的地位。

明成祖朱棣可以說得上是華夏最後一個成功的專制皇帝，在永樂以後，專制者必誤國，分權者必振興。中晚明的歷史可以看出，只要內閣中人才濟濟，皇帝再怎麽懶惰都無所謂，而到了崇禎朝的時候，內閣權力被虛化，被剝奪，崇禎皇帝就是再怎麽勤政，也是要亡國。

明朝時，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國家機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務流程維持正常運轉。

後世的清朝則與明朝不同，大臣們只是奉命辦事，皇帝則往往是事必躬親，因此勤政成為大多數清朝皇帝的特點。

在內閣制度誕生之前，宰相擁有決策權、議政權和行政權，明成祖成立內閣以後，把原來宰相擁有的決策權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議政權分給內閣，行政權分給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軍事、行政，直接對六部負責。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內閣與六部各司其職，國家最高行政命令從紫禁城發出，通過全國1936處驛站，全長143700公裏的驛道，層層下發到帝國每一個角落。

後來，明宣宗時期形成了更為完善的政務流程：全國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給皇帝提出的建議，都由通政使司匯總，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再交到內閣，內閣負責草擬處理意見，再由司禮監把意見呈報皇上批準，最後由六科校對下發。

內閣大臣的建議是寫在一張紙上，貼在奏章上面，這叫做”票擬“。而皇帝用紅字做批示，稱為”批紅“。

通過幾代皇帝的努力，明朝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務體系，它在權力平衡方面堪稱完善，後來，它被西方人學習，形成了後來的內閣制和首相制。在中國明朝成化年間開始出現的內閣首輔，就是後世西方國家首相的雛形。

在後世，說起內閣制度，人們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代議制下的內閣制度，西方的內閣制度與明朝的內閣制度看似相似，但這兩者相同嗎？答案是否定的，兩者迥然不同。

首先，源泉不同。明朝的內閣制度是明太祖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在廢掉宰相一職，使六部直接聽命於皇帝後逐漸形成的。而西方的內閣制度是在英國”光榮革命“以後，國王經常召集一些政府要員在一個小閣樓裏開會而逐漸演變來的。

其次，土壤不同。中國自秦朝初步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以後，漫長的封建社會這一制度基本為歷朝歷代所沿襲且不斷得到加強與完善，人們的思想保守愚昧，封建專制的思想根深蒂固，民主的意識非常淡薄，所以明朝的內閣制度是在專制主義的土壤中產生的，其性質也只能是一種封建專制強化的政治制度。而西方早在希臘羅馬時期政治民主化就起步了，希臘城邦雅典，它的執政官是選出來的，公民大會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至於羅馬，從共和國時期一直到後來帝國的崩潰，元老院的影響都是巨大的，這是西方議會制度的來源。奴隸制民主尚且如此發達，何況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在文藝覆興、宗教改革以及啟蒙運動之後的西方國家，近代的民主政治思想文化更是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正因為有這種民主的土壤，西方的內閣制度也才具有濃重的民主色彩，在其形成以後更是獲得巨大成功。這也是民國初年把議會制、內閣制度從西方搬回來卻不適合中國的原因了，因為在華夏大地上沒有使其成功的土壤。

其次，身份和職責不同。明朝的內閣是皇帝旨意的執行人，是由皇帝任命的，所謂的閣員，內閣大學士不過是皇帝旨意的擬稿人而已，執行的是皇帝的命令。明代的內閣制度不是權力分化的結果，內閣成員既行使立法權、又擁有行政權，還行使司法權，而西方的內閣是由議會選舉而形成的，執行的是議會的決議，代表議會、代表國家元首行使國家行政權，受到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的制約，是三權分立的產物。

最後，植根之制度不同。這是二者的根本區別。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在明代，中國在南方局部地區孕育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幾千年來中國一直以農為本，重農抑商，發展小農經濟，所以這種新現的經濟力量在當時的封建社會制度下可謂太渺小了。

另外，幾千年的傳統使得所謂的”資本家“即便通過資本運營賺到了錢也不可能有幾個人有意識去擴大再生產，而是落入一個怪圈，經商、賺錢、買地、收租、當地主，從而成為可能的資本家又變成了地主，畢竟，商人再有錢也不會得到社會的承認與尊重。

同時，因為中國有先進的官員選拔考試制度一一科舉制度，而使平民有參政的機會，所以根本不會有人去想：”通過革命實現自己的權利“，”去立法保障自己的權利“，還是怎麽樣。而一旦成為官員他們慢慢也就成為皇帝的忠實奴才了，而且入仕以後已經可以維護自己以及家族的既得利益，所以也就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去思考什麽資本主義發展、使自己可以維護自己利益的問題了。

西方則不同，封建社會時期政權是被貴族階層壟斷，”資本家“即使再有錢也沒有參政的資格和權利，只能在下議院發發牢騷，對國家起不到任何作用，也不能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資產階級的尊嚴隨意被貴族踐踏、利益被隨意損害，為了參政、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才會去思考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政體。

但是資產階級勝利之初，也並不是所有人都是開工廠的、還有農場主、傾向資本主義制度的世襲貴族，所以因為利益上的分歧也就有了爭論，於是政黨誕生了。

有了政黨才使得現代內閣制度成為可能，當然近代的政黨政治和唐代、由卝紋卝人卝書卝屋卝整卝理明代的黨爭完全不一樣，政治基礎不同。

一個政黨通過選舉取得了組織政府的權力，不得不組織一些人來管理國家，根據職責分配國家的權力，通過對權力的控制和對國家的管理，”合法“地實現本階級的利益了，西方的內閣制度在新興資本主義制度與傳統的民主政治雙重作用下應運而生！

相比於西方的內閣制度，在中國明代所形成的內閣制度未必就是落後的，至少以大唐目前的情況來看，借鑒明代的內閣制度，是更為適合的。

明代的內閣制度體系完整，模式固定。經過長期發展和不斷完善，在明宣宗時期的政事處理形成了一整套政務流程：全國大大小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匯總，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再交到內閣，內閣負責草擬處理意見，再由司禮監把意見呈報皇上批準，最後由六科校對下發。

而最初時內閣地位較低，內閣的大學士從翰林院的侍讀、侍講學士、編修等人員中選用，後內閣地位不斷提升，內閣大臣的選拔，一般從六部尚書或吏部侍郎等重要職位上選拔，到明世宗嘉靖年間，閣權進一步膨脹，閣臣不僅兼任六部尚書，而且兼署都察院，從而直接控制了部、院，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內閣中樞體制。

當然杜睿也不會完全照搬照抄，至少歷史已經證明了，明朝的內閣制度並非完美，明朝的內閣制度最大的弊端，首先就是內閣中閣臣數量不定，一般有首輔、次輔和幾名其他內閣大臣，而首輔與其他閣臣往往沒有明確的權力職責劃分，權力、地位差距非常之大，以至於各閣臣往往為奪取、維持首輔地位而相互傾軋鬥爭，內閣爭鬥頻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局的不穩。例如嚴嵩與夏言、夏言與徐階、徐階與高拱、高拱與張居正之間為首輔寶座進行了激烈的爭權奪利。

其次內閣的演變完全取決於皇帝的意志。明朝的內閣制實際上就是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極至發展與個人生理精力相對有限矛盾的調和，是明朝中後期的皇帝不堪承受這樣集權理政的忙碌，而設計中央政事處理制度。盡管明朝中後期大多數皇帝昏庸無道，但始終牢牢把持著國家的最高權柄，內閣不僅要受到皇帝親信的司禮監太監的牽制，更始終屈服於皇權的重壓之下。內閣和閣臣權力的大小完全取決於皇帝對閣臣的信任程度和對其票擬的采納程度。張居正之後，內閣漸漸失去皇帝的信任，內閣權力大減。

杜睿當然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他所設立的內閣之中，首輔與內各成員之間的權利關系是被明確規定下來的，首輔享有最大的權利，但同時要接受內閣成員的監督，而內閣成員之間的權利劃分也是相當明確的。

同時內閣成員的誕生，雖然來源於皇帝的直接認命，但是人員構成卻同樣有著嚴格的規定，必須是來自於三省六部的長官，而三省六部的長官輪替，則掌控在內閣的手中，這樣一來就可以形成一種良性循環，不至於使內閣淪為皇帝手中的玩物。

杜睿設立內閣，首先為的就是限制皇權，皇權不斷的被放大，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將整個國家都拖入崩潰。

在限制皇權的同時，還要限制相權，也就是杜睿自己手中的權利，當然受限制的不會是他，眼下杜睿要改革，需要的是絕對的權利，他制定規則，所要限制的是他的後來者。

杜睿沒有永遠的生命，他必須為以後考慮，杜睿可不想在他所制定的制度下出現一個沒有人可以約束的獨裁者。

杜睿歷經三朝，年歲不大，但是論資歷，卻是眾人當中最強的，特別是杜睿主持貞觀變法，再加上這些年來東征西討，南征北戰，即便是這些年不在朝中，他的威望也是無人能比的，看他那淡定的神情，從容的樣子，還身上強大的氣場，無不宣示著他才是掌握著這裏最強聲音的人。

眾人都等著杜睿率先發言，杜睿身為內閣首輔，內閣的每次會議都要由他來開場，這也是一種權利。

杜睿首先拿出一疊曲線圖表，讓吏屬分發給在坐的重臣，這樣的圖表誰都沒見過，都不禁有些疑惑，更覺得新奇，上面雖然也有些標註，但是沒有杜睿的解說，究竟是做什麽用的，他們也不大清楚。

杜睿開口，先說了些場面話：”諸位同僚，洪武開年，聖上年幼，尚且不能主政，本官受先帝托孤之重，又受聖上信重，托付國事，諸位也同本官一樣，深受皇恩，當同心協力，輔佐聖上！“

眾臣工聞言，紛紛應諾，他們這些人中，大半都是杜睿的弟子，餘下的也多是杜睿提拔起來的，除了禮部尚書李璟恒這個皇室中人外，都以杜睿馬首是瞻。

杜睿接著又道：”新年伊始，我大唐重中之重，還是經濟發展，諸位請看，本官細細分析了一番近年來我朝稅負的細情，這圖表下面橫向的代表年份，左邊縱向的代表商稅的多少，而根據每年商稅多少連起來的這線曲線，就代表著大唐開國以來的經濟波動情況。“

杜睿繪制的這張曲線圖非常簡單，經過杜睿的解說之後，眾臣也都看明白了。

他們雖然覺得簡便，但是杜睿要將這些數據統計出來，並且還有繪制成圖，這其中要求多大的工作量，也只有杜睿自己知道了。

”還有這兩份圖表，一份是我朝各年份軍隊數量的增減情況，還有一份是我朝歷年的災害大致情況。“

一眾大臣仔細的看著這三份圖表，許久沒說話，神情若有所思。

李璟恒率先問道：”首輔大人讓我等看這幾份圖表，究竟想說明些什麽？“

杜睿點點頭答道：”勞長沙郡王動問，從這三份圖表中，想必各位已經看出，我大唐的經濟，與軍事、災害有著密切的關聯。“

戶部尚書高智周微微頷首道：”恩師說得不錯，但凡災荒之年，對經濟民生影響巨大。“

杜睿吩咐人將三幅圖都掛在墻上，接著道：”諸位請細看，我朝軍隊數量及戰爭的那份曲線圖，可是與經濟波動的曲線圖頗為相似？以前我們通常認為，軍隊和戰爭都是國家經濟的拖累，但從這幾份圖表看來卻不盡然如此，大唐的軍隊數量，從高祖武德年間開始不斷增長，到高宗永徽年間與大食開戰時達到頂峰，各位再細看，我朝的經濟並沒有隨著軍隊數量、戰爭數量的增長被拖垮，相反，商稅歲入是隨著軍隊及戰爭的數量增長而增長的，兩者之間就好像是一對孿生兄弟。而近些年，雖然沒有戰爭，但是因為先帝增強武備，經濟同樣是在發展，特別是前段時間擴充禁軍，經濟發展更是攀上了一個高峰！商稅達到了上半年的總和！“

商稅收入代表著國家的經濟繁榮程度，這是不用懷疑的，自打杜睿在貞觀年間變法之後，商稅就已經成了大唐的稅賦的重中之重了，杜睿這番話有圖表為證，誰也反駁不了。

杜睿接著又道：”軍隊數量的增加，以及戰爭期間，我朝經濟反而會變得更繁榮。這一點從圖表上已經清晰地反映出來。本官細細想來，略有所得，說出來若有不當之處，再請各位指證，首先，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與否，取決於這個國家的市場商品的交易量，以及流通速度的快慢。我朝軍隊主要是以實物供給，軍隊數量增加之後，實物需要隨之增加，朝廷每年為此支出的平均數為一萬萬貫，而這筆支出大部用於采購軍須用品。這實際上就給市場創造了龐大的商品需求，無數的物資向軍隊匯集，而這個匯集的過程，也就是交易的過程，無數的商人和百姓從中獲利，進而推動的大唐商品經濟的繁榮。而我朝大部分百姓靠農耕為生，平日裏大都是自給自足，只有少量的生活必須品，如鹽、茶、農具等，才需要到市場上去進行交易。在這種情況下，農耕百姓雖多，但對市場的商品交易的活躍程度起不到關鍵作用。因此軍須品的采購，對大唐經濟的促進作用就突顯了出來，直接影響到我朝的經濟繁榮程度，簡單來說就是，朝廷花錢采辦軍需，商人獲利，而隨著交易量的增加，他們所要上繳的商稅就越大，當然大部分的錢還是被商家賺取了，但是他們賺了錢，卻用這筆錢來擴大商業規模，同樣給朝廷帶來了更多的稅收。以前，大家總是以為國庫中藏的錢越多，國家就越富強，從直觀的角度來說，國家不富強，國庫就不可能盈餘這麽多錢，這一點沒錯。但是，國家有錢了，是不是盡量存在國庫裏不花才是對的呢？很顯然，這是不對的。從本官統計的這幾份圖表可以清晰地看出，國家花的錢越多，經濟也越繁榮，而經濟的繁榮，又進一步帶給國家更多的財稅收入，只要處理得當，就會形成一種良性循環。因此，今天本官要跟各位討論的，就是怎麽花錢，如何在保證朝廷正常運轉的情況下，把國庫的錢以最恰當的方式花出去，以便能最大限度的促進大唐經濟民生的發展。“

杜睿這麽一大通話，讓在坐的一眾大臣們頓時覺得有些渾渾噩噩，人人感覺腦子似乎不夠用了。

自古以來，每朝每代都千方百計想著如何開源節流，以使國庫裏能多存些錢，為了達到開源節流的目的，歷朝歷代的皇帝都倡導節儉，就拿太宗皇帝來說，一身龍袍能穿幾年，一些邊角處都能看見補丁，還有每餐的膳食也是簡單的讓人瞠目結舌，甚至在貞觀初年的時候，只有月初，月中才能見到一點兒葷腥，為的就是開源節流，可是那樣當真富強了嗎？

富強沒有，大臣們並沒有只管的感受，他們只覺得開源節流是正確的，可是現在，杜睿卻是對他們說，要怎麽花錢，這未免讓人覺得十分荒謬。

可杜睿所提供的這幾份圖表上的數據表明，確實是朝廷支出越大的年份，經濟越繁榮，太宗貞觀年間，因為杜睿的環球航行，以及累次的對外戰陣，掠奪，讓國庫裏積攢了大量的錢財，可是貞觀朝的大唐經濟卻沒有好轉，百姓雖然生活安樂，但那是因為大唐的經濟模式還處在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制度下，百姓們的生活好了，但是國家的財政收入卻並沒有得到飛躍式的提升。

而到了永徽朝，雖然杜睿被罷黜，但是他所遺留下來的施政方向，卻被李承乾完美的繼承了下來，那就是極力刺激大唐的經濟發展，以國家帶動民間，一同消費，直接刺激了民間的商品經濟發展，並且有了取代農耕經濟模式的趨勢。

可是在座的這些大臣們，雖然也接受了貞觀變法以來的時代脈沖，可是讓他們從幾千年以來的小農經濟思想一下子轉變過來，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拿今天杜睿所提出來的，該怎麽把錢花出去來說，別以為花錢就很容易，怎麽花？花在什麽地方？才能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發展，這可是個大學問。

就連杜睿教導了幾十年的弟子們，一下子也不知從何說起，腦海中太多東西需要消化，杜睿也不著急，他知道這個轉變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他們雖然知道該怎麽去做，但是讓他們將這些東西都系統化出來，卻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就要把花錢與經濟發展的脈絡理清，否則什麽也說不上。

杜睿靜靜的等著，他的數據及剛才的話，已經闡述得很清楚，在坐的沒一個是笨人，他們都是這個時代的精英任務，杜睿相信他們能分得清對與錯。

等他們思索了一會兒，杜睿才接著說道：”錢之所有具有價值，就體現在流通上，把錢存在國庫裏，它不能當吃不能當穿，什麽也不是，充其量也只是一種財富的象征罷了。只有把它花出去，才能體現出它的價值來。朝廷花錢從農戶手上購糧，農戶多餘的糧食才能消化掉，有了錢才能用來買牛，買耕具，發展生產，從而產出更多的糧食。朝廷花錢向商戶購買絲絹織物，商戶賺到了錢才能擴大作坊，多雇人手，社會上的閑散人員才有地方棲身，商戶才能生產出更多商品，便市場面供給更加豐富，也能給國家提供更多的稅收。大唐的物資充足了，可以更多的運往各國銷售，從而為大唐帶回更多的財富，總之一句話，這錢必須流動起來，才能促進民生發展，才能體現出它的價值。因此，如何花好國庫中的錢，就尤為重要了。“

杜睿說完，眾人依舊沈默不語，還在細細思索著他的每一句話。不得不說杜睿的話，就好像一盞明燈一樣，順將就將他們還有些混亂的大腦照亮了。

杜睿所說的，他們自然都知道，事實上這些年來大唐一直都是這樣運作的，刺激經濟，增加稅收，加強海外貿易，增加大唐境內流通的硬通貨。

可是他們只是機械的去做，卻從來沒想過要怎麽做，怎麽做才能做得最好，帶來最大的好處，這個才是最關鍵的。

須臾之後，才聽高智周問道：”恩師是否已經有了腹案！？“

高智周原本就出身商戶之家，自小就幫著家人做賬，最經濟方面最是熱心，方投到杜睿門下的時候，杜睿只是考較了一番，便驚喜道：”此子可比漢時桑弘羊！“

杜睿在官場洗牌之後，便將原本只是戶部郎中的高智周一下子提到了戶部尚書的位子，可見杜睿對他的信重。

杜睿道：”本官確實有些設想，這便道來供各位參考。首先，要想國庫的錢花得有效益、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就必須制定財政預算。“

財政預算！？

杜睿說出這個詞來，眾大臣都是一楞，這個詞要是拆開，他們都明白，財政乃是一國之重，預算，雖然不甚明了，卻也能猜到個大概，可是這財政預算究竟是什麽，他們就不甚了了了。

杜睿接著道：”所謂的政財預算，就是朝廷各部門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提前制定出下一年的支出數額，交由內閣集體審議，一但通過內閣審議，那麽各部門明年的財政支出數額就確定下來。戶部將按照審定的數額，向各部門撥款。哪個部門超支，那便是你這個部門的事。比方說兵部，你一年下來，打算制造多少兵甲、又有多少矛戈需要維護，全國禁軍，八大軍區所需餉銀多少，加上本部門官員的俸祿，共需要多少開支，都要一一預算出來，上報給內閣審核，戶部按審核結果撥款，絕不多撥。若有特殊情況，才可從新提出申請，交到內閣審核，通過後才可以加撥款項。工部也一樣，你一年下來要建設多少設施，宮禁需不需要修葺，邊城是否需要加固，清理河道需要多少銀錢，都需要提前制定出詳細的支出預算，上報內閣審核。同樣只有發生特殊情況，比如洪水，地震等災害，才可以申請追加財政預算。有了分這份財政預算，各部門主官有沒有能力，有沒有創新想法，各年支出是多少，錢用到了什麽地方，有沒有效益，都將最大程度的反映出來。內閣可根據本年度的歲入情況，量入而出，哪個部門的開支應該削減、哪個部門需要追加經費，心裏也有個預案。除了預留一定數額的款項應對突發事件外，其他的便可以投入到國計民生上去，以促進大唐的經濟持續增長。這個才是真正的節流，否則沒想詳細的制度，沒有詳細的規劃，只知道花錢辦事，不知道有多少錢被白白的浪費掉了，於國來說，這就是犯罪！“

”恩師此策大善。“

高智周第一個就表示讚同，他是戶部尚書，若真有了這樣一份政財預算，他的工作可就輕松多了，不用每天應對那些到戶部來伸手要錢的官員。想要錢，先提出申請，交給內閣審核，通過了再來伸手。

要是還想以前那樣來打人情官司，那就對不起了，只能說明你這個主官做得不稱職，那可就沒什麽好說的了，而且有了杜睿撐腰，他也就不怕那些師兄弟來他的門口打秋風了。

一時間，高智周只覺得自己這個戶部尚書的前途一片光明。

高智周是樂了，可是餘下的大臣則是一臉的苦色，要是按照杜睿所說的那樣操作的話，無疑會極大的增加他們的工作量，這件事還不能馬虎，要是要少了，到時候錢不夠用，要是要多了，估計內閣也不會通過，可是杜睿的這個提議分明就是一件大好事，他們又無法反對。

杜睿所提出的財政預算，實際就是績效預算，其核心是主張朝廷的預算，必須與朝廷的中長期戰略計劃相結合。

強調以官府職能的整體目標為導向，用績效作為約束手段，以績效責任換管理自由。

在強調內閣這個最高機構對支出總額進行控制的同時，將自由使用預算資金的權力賦予各個下屬部門。

比如七部，朝廷按預算將錢拔給了你，那怎麽用這筆錢，就是你自己的事了，朝廷只看績效，你的部門拿了這筆錢，到底做了什麽，所做的工作和所花出去的錢，產生的效果如何？是值是虧？這將直接反映出一個部門官員的能力。

這種績效預算制度的特點，是按計劃決定預算，按預算計算成本，按成本分析效益，然後根據效益來衡量官員的工作業績，這樣一來，對於監督和控制預算支出，促進官員的工作積極性和責任感，提高支出效益、防止浪費、最大程度的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將有極為積極的作用。

這個財政預算方案一經杜睿提出，作為時代精英的一眾朝臣只是稍一思索，立即就明白它好處所在。

以前各部門官員績效考核的方式都比較模糊，如何評定一個官員有能力，很難有直觀的對比，以至於官員的升遷經常不是看能力，而是看資歷。

許多官員便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裏。屍位素餐、得過且過，反正混夠了資歷便能升遷。

歷朝歷代以來都有對官員能力考評的工作，就比如後世有部辮子戲《宰相劉羅鍋》裏面曾出現過的京查大計，就是對官員能力考評的一項工作。

只不過歷朝歷代對這種工作都沒有過一個詳細的規章制度，進行的時間，次數，以什麽為依據，也十分不健全，到頭來只能看那些文案，或者走人情帳。

現在若是按照杜睿的意見，實行財政績效預算的話，無形中對官員能力的考評也有了一個更為嚴格的標準，本身在一個部門提出預算時，預算由哪部分組成，有沒有什麽新想法、新項目，都一目了然，若是申請的預算只包含了本部門官員的俸祿，那就表示這個官員啥事也沒打算幹，就是混日子。

若是申請的預算包含有新項目的支出方案，那麽這個項目完成得如何？效益如何？年底立即就反映出來，而工作的績效等於官員的能力，朝廷可以依此給予獎罰。

而且一旦超支了的話，也會有嚴格的審計措施，錢花出去了，花到了什麽地方，說得清楚沒事兒，要是說不清楚，那麽很顯然就是被人挪用了。

所以說要是施行杜睿的這種財政預算措施的話，無疑還能欲望貪汙犯罪，凈化官場，實在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既然這種財政預算的好處不言而喻，三省的執宰很快就點頭表示讚同，然而七部尚書除了高智周外，其它人都默不作聲。

原因很簡單，財政預算直接針對的就是他們，一但實行，他們的能力將直接反映出來，一時間各人心裏都有些沒底，讓他們如何點頭讚同？

但這種預算的好處明擺著，一時之間他們又提不出反對的意見來。

直接反對，就等於說對自己的工作能力沒信心。自己都沒信心，讓別人怎麽有信心？那還在這個位置上呆得下去嗎？趕緊回家抱孩子去吧！

因此，他們只能沈默著思索這種新政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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